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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狗玄机解料论坛 洪子诚 丁雄飞:中国当代文学的“远”与“近”

2018.04.17

admin

未知


   大体上,我们称1949年(或1942年)以后大陆的文学为“当代文学”。不过八十年代以前的当代文学,虽然在直观的时间上距离我们很近,但从观念上、阅读感受上说,似乎是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学距离我们更近。您觉得是现代文学还是当代文学离我们近呢?

   洪子诚:你说的远近,不是时间或空间上的“物理距离”,而是阅读上的心理距离。犹如顾城诗里说的,“你看我时很远,你看云时很近”。因为是心理距离,不同的人感受会很不一样,不能一概而论。对于当前读者的阅读选择和感受的取向,如果要有更令人信服的判断,需要做一些基本的调查、统计。不过,比起1949年到八十年代之前的当代文学,说大多数文学读者更亲近“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学”,我想还是能够成立的。文学的历史不是进化的发展史。我在《读作品记》这本书里,提到苏联作家爱伦堡1956年写的《司汤达的教训》。爱伦堡说,当我们谈到《红与黑》的时候,“要比谈我们同代人的作品觉得更有信心”,“《红与黑》是一篇关于我们今天的故事,司汤达是古典作家,也是我们的同时代人”。他还说,“如果说莎士比亚的悲剧还能够使共青团员们深深感动,那么,今天没有极端保皇分子的密谋不轨,大战皇家赌场,没有耶稣会神学校,没有驿车,于连·索黑尔的内心感受在1957年的人们看来仍然很好理解……”在爱伦堡看来,十九世纪的司汤达要比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许多苏联作家距离那时的人们更近。

   五十至七十年代的许多“当代”作品,目前更多是在文学研究者的范围内谈论,也就是说,主要有研究上的意义,比较多地作为政治、社会状况的研究材料。这里的原因很复杂,拣主要的方面说,我想就是在探索现实遭到重重阻碍,在艺术上制定某种必须遵循的公式,以及将丰富的现实抽象为若干教条的创作环境下,不可能产生很多的有长久生命力的作品。

   现代文学、五十到七十年代文学、新时期文学:这之间的“断裂”是您反复论述的主题。但也有时间感不分裂的创作,如汪曾祺。汪曾祺四十年代的小说(《复仇》)、六十年代的小说(《羊舍一夕》)和八十年代的小说(《受戒》《大淖记事》)在阅读感受上似乎没太大区别。很多人强调写作受时代影响,而您在八十年代曾研究过许多“跨时代”作家,汪曾祺是否体现了文学个人性的一面?

   洪子诚:“转折”“断裂”是二十世纪文学的事实。但是,大战皇家赌场,不应该简单地把断裂、转折理解为一刀两断,截然对立;它的性质应该主要被理解为结构、关系的重构。在这个新旧的“断裂”关系上,金克木先生说得很好:“日日新”的宣告之外,也要见识“日光之下并无新事”;虽说“无新事”,可是“旧招牌下又出新货,老王麻子剪刀用的是不锈钢”。八十年代的“新时期文学”,也并不是全新的东西。盛行一时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其实仍延续着当代文学的那种革命激情,不过它接续的是“十七年”中受到排斥,被看作异端的那种批判性传统。因此,五六十年代因为“暴露黑暗面”受到批判的作家,在“新时期”就带着荆棘桂冠、英雄般地“复出”,从“弃民”的位置转而成为文学的主力。

   至于说到汪曾祺,无疑他是当代最杰出作家之一;去掉“之一”大概也无不可。有很多的“跨时代”作家,后期却很少在创作上达到他那样的成就,丁玲、艾青都是这样。五十年代新起的作家,如王蒙、张贤亮他们,也比不上。这个问题,如果要评职称可以写很长、讲得很复杂的论文。按照套路简单说,那就是素养、艺术才能、语言能力有高低,还可以加上在纷繁喧嚣的潮流中,是否能努力保持独立的品格。说是“个人性”也不错。汪曾祺的启示是,写作自然要关注、介入“时代”,但是也要和“时代”保持距离,包括语言的距离,不管是什么样的“时代”。“紧跟时代”“与时俱进”等等,并非在什么情况下都是真理。

   记得1988年黄子平写过《汪曾祺的意义》的文章,很到位地指出他小说的艺术特色,也从文学史的角度讲述了他对现代文学中“现代抒情小说”的衔接和发展。我读汪曾祺,感动的地方有两个方面。一个是他对并不显赫的读书人和下层的平民百姓的理解和温情。他在地方民俗风情的背景上,细微且绝不勉强地发掘他们的人性,以及乐观的生活信心。另一个就是他对语言的敏感。他的语言风格:朴素,节制,但有丰富内涵和弹性。既有古典成分,也吸收了民间的和口语的因素。这和他在当代从事过与民间文学、戏曲相关的工作有关。六十年代初我在北大教写作课,教学小组的指导教师是现代汉语和古文字学家朱德熙,他和汪曾祺是西南联大同学。我们教学的范文选过汪曾祺的《羊舍一夕》,朱先生也在示范课上分析过这个短篇,推崇的就是它的语言(他也同时推崇赵树理)。像我这样一辈子操弄文字为生的人,常常苦恼于自己的语言乏味、媚俗,但又没有办法改变;无法拥有并有效吸取更多的资源,也经常抵御不住发出酸腐气味的政治、商业广告,以及网络与江湖骗子流行语的侵袭、劫持……我觉得艾兹拉·庞德说得很对,文化的健康来自语言的健康。

   您在《1956:百花时代》《当代文学的概念》《材料与注释》,包括《读作品记》中都专门分析过周扬(等人)。周扬从五十年代末的“执行”,到六十年代初的“后退”,再到八十年代的“重掌”(贺桂梅:《材料与注释中的“难题”》),从三十年代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心仪,到五六十年代对普列汉诺夫的重视,其间有一系列的摇摆。您如何整体地看待“周扬”在社会主义文艺里的位置?

   洪子诚:因为出版了《材料与注释》这本书,对周扬的看法已经被问过许多次了。我研究当代文学,对他当然有一定了解,却谈不上深入研究。在当代文学,特别是“十七年”和八十年代他是重要人物。由于他也主管出版工作,负责全国大学文科教材的编写,大战皇家赌场,他的影响不限于文艺,而延伸到哲学社会科学各个方面。这些年对他的研究,有不少成果:许多回忆性文章,李辉先生对“知情人”的访谈,以及几部研究专著。但是还很不够。我也只是在“文学”的范围内有过一些零星的评述。他是个复杂的人。与他有过交集的人,对他的评价很分化,有讲了他很多好话的,也有至死不原谅他的,当然还有对他爱恨交加的。有国外学者将他比作日丹诺夫式的“文艺沙皇”,大概因为他作风霸道,在多次运动中迫害过一些作家,但他也惜才,保护过有学问、有才华的知识分子。他被看作毛泽东文艺思想、路线的捍卫者和执行者,真诚期望建设辉煌的“社会主义文艺”,但是他的文艺观与毛泽东,以及更激进的文艺派别显然存在不小的分歧。从五十年代初开始,他对培育“社会主义新人”,有一种开放的、注重精神丰富性的理解,可是在旁观者看来,大战皇家赌场,他自己的性格、生活却很枯燥,大战皇家赌场,似乎没有什么情趣,没留下什么“个人性”的文字和事迹。他喜欢做报告,往往长篇大论,有人就可惜他为什么不多翻译名著,《安娜·卡列尼娜》就不错。但我猜测,以他的观点,那是燕雀焉知鸿鹄之志,不懂得有大视野、管控大局和“雕虫小技”之间的云泥区分。几十年中,他的主张确实不断发生变化,甚至翻转。六十年代批判他说是“两面派”,九十年代用了温情的说法:“摇摆的秋千”。摇摆、前后矛盾等等,在当代其实不限于周扬,大战皇家赌场,究其原因,还要更细致地分析。可能一方面是周扬的思想观念有复杂性,他在实践中做调整,另一方面是当代社会政治环境制约,大战皇家赌场,有些事情不是他个人能够左右的。他能掌握他人命运,但是他也是棋盘上的棋子。所以他肯定也有如何维护权力、地位的考虑。周扬的确是“文化官僚”,但他是“真有”文化的官员,这不是那些“真没有”文化的文化官员所能比拟和企及的。

   鉴于周扬的地位和影响,研究他对于深入了解当代文化是个很好的切入点。不过研究有一定难度,主要是某些重要材料获取不易(他是高层人物,许多内部材料都没有公开,或许永远也不会公开),他的个人性的材料,如书信、日记,也很稀缺。我读过一些和他接近、与他共事,或者在他领导下的人的回忆,总的感觉是,他们对他的了解也都是影影绰绰的,如果模仿顾城的说法,就是“看云时很近,看他时很远”了。

   与周扬相关的,是“二十世纪”的“十九世纪”问题。一种检讨无产阶级文艺的思路是:无产阶级没能像资产阶级收编贵族文化那样,收编资产阶级的文化,从而在文化上领导后者。您在《读作品记》中关于现实主义的讨论与这一思路类似(《读作品记》,144,147,149,163,291页)。但就像二十世纪的现代主义有克服十九世纪的现实主义的雄心,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也意图超越之前时代的文类,设想全新的形式。这里,在“资源”与“威胁”、“继承”与“批判”之间,是否注定是一个悖论?

   洪子诚:我1999年在学校上当代文学史研究的课(讲稿整理后以“问题与方法”为名出版),当时最后一堂课就讨论了这个问题。十七八年过去了,对我来说仍是无解。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以及五十年代以后三十年的社会主义文学实践,是一个追求“纯粹”,抵制、剥离各种“非无产阶级”成分的过程。当代文学前三十年演化的轨迹,可以说是一场文学的“清洁”运动。这个过程通过开展接连不断的批判来实现;而批判、清理也在左翼文学内部展开。追求“绝对”“纯粹”,渴望的是创造一个理想、“完整”的世界,这激起了个人和集体不断从经验,从现实感性中抽离的冲动。这里的悖论是:社会主义文学需要与“传统”的文学形态(往往被冠以“封建主义”“资产阶级”或“颓废”等名目)划清界限,剥离、抵制它们的影响,以证明它“新”的特质和存在的理由,但是这样做的后果,就是让这一文学自身失去养分和活力,最后成为某种没有血肉的理念空壳,如“文革”期间的作品那样。问题的关键也许是,这种文学的提倡者,还没有能够具备转化“传统”,即既“不会无保留地全盘接受,但不应忽略其中合理的、庄严的内核”的超越性能力;而稍具这一能力的,如胡风、冯雪峰他们,又先后在纯洁化运动中被逐出“伊甸园”。这里面确实有一点“宿命”的意味。拿对待十九世纪现实主义文学来说,当代并非全部持否定态度,通常会肯定它们对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批判,但是对“批判”的肯定,也可能会转而危害新制度的建立自身。可以说是让人烦恼的“双刃剑”。

   “纯洁”是个美丽的词,许多人都想获得这样的境界。但是,它也可能是自己为自己挖掘的“陷阱”。鲁迅讥讽过二十年代激进的革命文学倡导者的“彻底”,毛泽东也常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水至清则无鱼。可是这还是抵挡不住对“彻底”“纯洁”的追逐。有些混杂(但不那么混杂),结构内部存在矛盾、对立的不同的成分,形成制约,构成不稳定的平衡,其实有好处:能够在对比中做出选择性的超越,也让边缘性的主张不被强大的统识性思想碾碎。这是让文学探索葆有活力的条件,是俄苏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当代文学提供给我们的经验。

   去年有学者称,的社会主义文学是世界文学:在冷战的二元普遍主义中,东西两个世界都把自己理解成唯一的世界(theworld),而在文学的流通和交流(在世界)、作品文本的相互影响(和世界)、文学的世界想象(的世界)上,的社会主义文学都具有世界性。《读作品记》重点涉及了俄苏文学、法国文学与当代文学的关系,您能否接着说说1958年在塔什干召开的亚非作家会议,大战皇家赌场,以及五六十年代日本文学的译介对当代文学的影响?

洪子诚:上世纪八十年代,当代文学的口号是“走向世界”,言下之意是,当代文学在“世界”之外,自外于“世界”,或被“世界”排斥,没有被接纳。那时候的“世界”,指的主要是西方文学。正如你说的,冷战时期,东西方都认为自己是唯一的世界,所以在五十年代,当代文学以苏联为榜样的时候,“世界文学”指的是以苏联为首的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相关的主题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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